根據歷史學家的推測，貝幣是我國最早的實物貨幣之一。貝是夏、商、西周時期重要的實物貨幣之一，流通于中原和某些沿海地區。貝幣在人類錢幣發展史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因其具有易攜帶、耐磨、便于計價以及在內陸地區普遍稀缺的特點，貝類天然就具有成為一般等價物的優勢，因而在亞洲、美洲、大洋洲等多個區域承擔過商品交換的職能，并因此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大放異彩。

　　貝幣在中國貨幣史上的重要地位見證著華夏先民對外交流互動的歷史。規模可觀的貝從海上而來，為我國先民所用，使古代中國云南與東南亞、南亞之間形成了地域廣袤的貝幣經濟圈、區域大市場。

　　《詩經》有云，“既見君子，賜我百朋”。這是什么意思？“我”要有上百位朋友了嗎？其實不然，這里的“朋”可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友人”，而是歷史上曾被廣泛使用的“貝幣”的計算單位。

　　貝幣可能是我國最早使用的實物貨幣。2022年夏文化論壇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室主任侯彥峰說，對登封南洼遺址出土的海貝進行的科技分析，支持了貝幣是我國最早的“實物貨幣”一說。而自1953年以來，在多地的西周、春秋墓中貝殼屢見出土，可見貝殼是夏、商、西周時期重要的實物貨幣之一，流通于中原和某些沿海地區。

　　根據歷史學家的推測，我國古代先民大約在公元前2100年的夏朝就開始使用貝殼作為貨幣，一直延續到公元前1027年的西周時期。“朋”就是貝幣的計算單位，五個貝殼串在一起為一串，兩串為一朋，此外也有兩枚貝幣或五枚貝幣為一朋的說法。

　　一枚小小的貝幣在人們的生活中留下歷久彌新的身影。在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文字中，大多數與錢幣相關的文字都與“貝”有關聯，比如財、賜、貨、貴、貧、費、賈、賭、賠、貪、賄等，這無疑是最好的佐證。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總結了人類價值形式發展的四個不同階段。第一是簡單的、個別的、偶然的價值形式，即人類偶然發現可以用自己的東西去交換別人的東西；第二是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后逐漸演變成大規模的以物易物；第三是一般價值形式，一系列商品的價值固定地由某種商品來表現，也即實物貨幣；實物貨幣繼續發展，逐漸過渡到第四階段的貨幣形式。

　　在人類經濟生活早期，以物易物是主要的交易方式，隨著交易頻率的提升和規模的擴大，對于交換媒介的需求也逐漸攀升。根據不同地域的特點，糧食、牲畜、獸皮、龜殼等都曾充當過交換媒介。而貝殼這種物品因為具有易攜帶、耐磨、便于計價以及在內陸地區普遍稀缺的特點，天然就具有成為一般等價物的優勢，因而在亞洲、美洲、大洋洲等多個區域承擔過商品交換的職能，并因此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大放異彩。

　　有資料顯示，直到19世紀，生活在南太平洋一些島嶼上的居民還在對貝殼進行精細加工，以用作貨幣。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貝幣出現在位于島嶼、海濱、湖畔的人類聚居區中很好理解，為何很多內陸地區也青睞貝幣？這就不能不說是“經濟全球化”的功勞了。

　　有學者認為，曾經在云南廣泛使用的古代貝幣主要來源于今天東南亞、南亞的越南、泰國、緬甸、印度、孟加拉國等國家和地區。歷史學家方國瑜指出：“由于印度、緬甸、暹羅、越南各地用貝為幣，乃傳入云南。所以傳入，則由于貿易關系。云南與沿海各地貨物流通，既不限于以物易物，則有共同之媒介物。印、緬、暹、越用貝為幣，云南亦加入此貨幣‘集團’，乃用海貝。則自南詔、大理國時期以至元、明，云南與印、緬、暹、越在經濟上關系之密切，可以想見。”

　　規模可觀的貝殼從海上而來，為我國先民所用，使古代中國云南與東南亞、南亞之間形成了地域廣袤的貝幣經濟圈、區域大市場。貝幣，見證了古代中國與世界不可分割的互動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史。

　　西周青銅器“何尊”上有“宅茲中國”的銘文，“宅茲中國”的背后，是周成王“賜貝卅朋”給貴族“何”的故事。周天子通過賜貝與諸侯建立盟約關系，而諸侯則以筑鼎的方式來紀念這種關系。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斌在《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一書中指出，作為貨幣的海貝構建出了一個存在超過兩千年、橫跨亞非歐大陸的“在商業和文化上緊密聯系的世界”。他指出，商周時代這種漂洋而來的海貝是貴重物品，象征著權力和財富，所以才會有賜貝這個環節。從海貝的角度看，當時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

　　在歷史的車輪下，新舊更替是不變的規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天然貝幣逐漸供不應求。雖然后來也出現過類似“人工貝幣”，如石貝幣、骨貝幣、蚌貝幣等，但貝幣終究還是因無法隨著經濟增長而增加供應、無法滿足經濟生活需要的先天劣勢退出了流通市場。

　　千百年來，貝幣的形態一變再變，至今已經擺脫了物的束縛，甚至以數字貨幣的虛擬形式繼續流通。但其帶來的便利與基于這種便利之上的貿易的本質從未改變，繼續訴說著人類不斷革新、開拓進取的未來。（仇莉娜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