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和梳理中國傳統藝術思想及理論資源，對于未來藝術學的長久發展，無疑是切實且必要的。近日，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研究》編輯部主辦的“當代藝術學與美學論壇”第三十二期“中國藝術概念史系列（四）”在線上舉行，邀請歷史學領域的專家學者暢談“隋唐時期藝術與典籍書寫”。

　　《藝術學研究》主編孫曉霞首先介紹論壇設立的初衷。在關于藝術的歷史研究中，面臨著這樣一個困惑——很難從一個真正的、總體性的古代文明的視角來理解中國藝術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知識結構、品格性質、理論范式以及基本范疇等。尤其是藝術學作為一門學科，常常會被假設為中國藝術按照一種線性累積而成的現代形態，導致錯誤地把歷史視為今天的一種倒影，或將過去自成體系的知識處理成碎片化的信息，將其置于所謂現代藝術的學科之中。

　　從先秦的“六藝”到現代藝術觀念，同樣都是冠以藝術之名，但其中的內容可能已經面目全非了。現在我們看到的藝術與古代社會人們的思維方式也許早已相去甚遠，因此應盡量避免一種輝格史的濾鏡，在這種濾鏡之下，容易落入心理上的陷阱，會不自覺地認為現代的觀念優于古代思維方式，將古代藝術解讀為經過篩選或裁剪的現代性個人化的表達，從而遠離了歷史的復雜性。

　　就藝術學科破壁的未來指向而言，現在迫切的問題是藝術史如何走出舒適區，跳出由現代所劃定的話語僭越或思維定勢，在既有的藝術作品、藝術人物構成的理論書寫之外，開拓出更多的文獻和史料的支持，擴展中國藝術理論的歷史廣度、思想深度。基于此，我們開始嘗試走出藝術，讓傳統藝術史研究的觸覺延伸到歷史研究的領域，從歷史學的路徑介入思想史和概念史，為藝術學的歷史研究帶來新的證據，打開新的視野。

　　隋唐時期，國家強盛，中外文化交流頻繁，為佛教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陳志遠一直關注六朝佛教史、中古時期佛教文獻學等領域的研究，此次他將目光轉向唐代佛教文本《量處輕重儀》，以《亡僧遺物所見中古寺院的藝術世界——解讀〈量處輕重儀〉》為題，分享了該書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唐代前期，該書名目一般稱之為“釋門亡物輕重儀”，到了唐代后期及宋代，書名才定為《量處輕重儀》。陳志遠認為，書名中的“儀”應釋為判定輕物、重物的一個規范，書中內容主要記載如何將亡僧遺物仔細分類，并且判定它是輕物還是重物，是一個超級詳細的分類體系。書中分類條目包括僧人使用的書籍、樂器和圖畫工具等。條目之下又有細分，涉及筆墨紙硯、精美的經函、書法、繪畫等等，不一而足。通過這些條目，便可以打開一個完整的中古寺院的藝術世界。總之，《量處輕重儀》是一部考察隋唐時期物質文化或博物學的重要窗口。

　　在隋唐時期的典籍中，禮典是禮樂材料重要的載體。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趙永磊以隋唐時期的禮典為考察對象，帶來題為《隋唐禮典的編纂概論》的報告。報告中涉及的禮典主要有《周禮》、西晉《新禮》、蕭梁《五禮儀注》、隋唐禮典（《開皇禮》《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考察重點有五禮的編次以及隋唐禮典篇目、卷具的變化等。《周禮》以吉、兇、賓、軍、嘉為五禮的次序，影響較為深遠。隋朝禮典的編次與西晉《新禮》、蕭梁《五禮儀注》的編次相近，從西晉到蕭梁再到隋朝，禮典的次序大致是按照《周禮》的模式進行編排的。到唐代出現了微妙的調整，如《開皇禮》和《貞觀禮》各一百卷，《開皇禮》130篇，《貞觀禮》138篇；《顯慶禮》相比《貞觀禮》少了五卷，但是增加了91篇；《開元禮》比《顯慶禮》多出二十多卷，但是篇數上只多了9篇。五禮的編次從《貞觀禮》開始有所突破，其后的《顯慶禮》和《開元禮》，以及唐宋元明清五禮的編次大多是沿襲《貞觀禮》的模式。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以《唐代書畫鑒藏家的博物學世界》為題，從書畫鑒藏和博物學的概念、唐代博物學的傳統與創新、鑒藏家除書畫以外的收藏品類、以及唐代鑒藏實踐和博物學的關聯四個方面，爬梳名家、典籍、法帖、繪畫、辨偽、音樂等案例，還原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博物學世界。在史睿看來，從鑒藏書畫史的書寫，我們可以對唐代博物學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認知。書畫鑒藏家往往是藏書家、文獻家、史家，比如韋述家藏二萬卷，王涯家藏數萬卷，比內府藏書還要多，而且他們經常把書畫收藏和典籍收藏互相比附、互相闡釋，如唐代張彥遠撰有書畫二書，即《歷代名畫記》和《法書要錄》。《歷代名畫記·論名價品第》中有云：“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可見，鑒藏家們其實都想建立以作品為載體的書畫藝術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