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發掘出土的金銀器中，就有不少這種性質的器物，它們大都刻有數量不等的銘文，用以標明敬奉者的地區、官銜和進奉數量等內容。如：1962年西安市北郊坑底寨出土的雙鳳紋大銀盤盤底刻有銘文：“浙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裴肅進”（圖1）；1958年陜西耀縣柳林背陰村出土的一件銀碟底部刻有銘文：“鹽鐵使臣敬晦進十二”（圖2）；1980年陜西藍田楊家溝村出土的一件銀盤圈足內刻有銘文：“桂管臣李桿進”（圖3）。

      上述銘文中的“進”即“進奉”，是指中央和地方高級官僚在法定的賦稅和各地的常貢之外，向皇帝的額外貢獻，也稱“進獻”或“貢奉”。進奉的物品種類繁多，包括金銀、錢帛、珍玩、器服以至犬馬等。其中金銀占很大的數量。進奉的財物不入國庫而進入內庫，即瓊林、大盈二庫，由皇帝直接支配。 
　　唐代各級官員向皇帝進奉金銀器主要是為了邀恩取寵、晉升官位。早在高宗和武則天時期，就已出現了官員進奉金銀器的現象。《舊唐書?李敬玄傳》記載，懷州刺史李敬玄要挪用上繳國庫的收入來造金銀常滿樽進獻皇帝，但遭到百姓和一些官員的反對，于是不得不“以家財營之”，這是唐代進奉金銀器的最早記錄。但唐初百余年間，政治比較清明，在勵精圖治的政治氛圍中，皇帝對臣下這種求寵取媚的手段，多以勞民傷財為由，采取拒絕的態度。玄宗開元初，還曾將官吏進獻的錦繡珠玉等物品焚于朝堂，以向四方表示，不愿收受這些奢侈品。但是，經過了所謂的“開元盛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多，統治階級驕奢享樂的欲望也更加膨脹。本來就風流成性的唐玄宗在此時也愈發奢侈荒淫、疏于朝政，縱情于“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中，把朝政完全交給“飾巧求媚”的奸佞權臣李林甫、楊國忠，政治日益腐敗，進奉之風因而迅速發展起來。楊國忠“飾巧求媚”所用的銀鋌在考古發掘中已出土了4件，銘刻表明這4件銀鋌是從天寶十年到十三年期間進奉的。實際上，他的進奉當遠遠超過此數。另外，考古出土的進奉金銀器中，沒有一件是屬于天寶年間以前的，也說明了進奉之風興起于天寶年間的這一歷史事實。 
　　唐代皇室貴族使用的大量金銀器，原本由中央官府少府監所屬的各作坊制作供應。但“安史之亂”以后，北方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中央官府作坊制作的金銀器，已無力滿足日益增大的需求，皇室不得不更多地接受地方官吏進奉的金銀器，同時皇帝還直接進行宣索，這為一些官吏通過進奉金銀器而取得寵幸提供了更多機會，也在客觀上刺激了進奉之風的惡性發展。如代宗時期，每逢元旦、端午、冬至和皇帝生日，各級官吏都要進獻財物，號為“四節進奉”。德宗時期，進奉之風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四節進奉”之外，又出現了“月進”、“日進”、“助軍”、“賀禮”、“助賞”等名目。上述幾件帶有銘文的器物就是對此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