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票服務于諜報戰，最早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在中國的抗日戰場上，郵票諜報戰的激烈程度絲毫不亞于萬里之遙的歐洲戰場。

1939年底，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寧附近集結兵力，準備反擊盤踞昆侖關的日軍第五師團等部。為了防范日本特務刺探情報，軍統加強了包括郵件檢查、電話監聽等一系列的保密措施。一個偶然的機會，軍統南寧站特工在臨近前線的蘇圩郵局發現一個奇怪現象，有個中年男人幾乎每天都要向淪陷區廣州投寄信件，而且每封信上面貼的郵票都有所不同，但通過秘密搜查，并沒有在信中找到機密內容。蘇圩是西路軍第二縱隊的集結地，擔負著阻止日軍增援南寧的重要任務，兵力調動十分頻繁，自然是日本諜報機關關注的焦點。軍統特工于是和桂林行營取得了聯系，將郵票種類數量與兵力布置情況相對照，很快就找到了內在的規律，比如貼4分面值的郵票代表駐扎4個步兵團，貼2分面值的郵票代表駐扎2個炮兵團，1分面值的郵票代表駐扎1個戰車團。軍統據此立即開展行動，除掉了以松本弘一為首的日本特務小組。

1941年8月，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糾集日偽軍10萬人發動“囚籠攻勢”，妄圖聚殲八路軍主力和根據地首腦機關，但是屢屢撲空失敗。岡村寧次便指今北平的日偽特務傾巢出動，在搜集情報的同時，千方百計策反根據地個別意志不堅定的軍政人員。沒過多久，日偽特務發現當地有個老人經常收到在八路軍總部當參謀的兒子寄來的家書，部隊每次轉移，兒子都會寫信回家。日偽特務便以重金利誘郵局投遞員，要其抄下每封信上郵票的郵戳地址。通過分析，日軍掌握了八路軍總部的轉移路線和規律，并能較為準確地推測出下一個轉移地點。1942年5月，萬余日偽軍根據郵票諜報和無線電定位，突然合圍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臨時駐地。盡管總部機關和大部分首長歷經周折終于脫險，但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壯烈犧牲。這是抗戰期間八路軍遭受到的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