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8月15日，清朝政府海關試辦郵政首次發行中國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這年月是個什么環境呢？1878年7月28日，美國卸任駐華公使蒲安臣在華盛頓代表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2月25日，清政府派遣的中國出使團由蒲安臣率領從上海乘輪船出發，經日本橫濱赴美，4月1日抵舊金山，5月1日赴巴拿馬，5月23日抵紐約，6月6日，蒲安臣及使團成員會見美總統。7月28日蒲安臣擅自越權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務卿西華德簽訂該約，條約在表面上互相平等，實際上在“平等”、“自主”的言詞下，使美國掠奪華工及在中國設立學堂合法化，這是國際外交史上的奇聞。
 

　　這一“奇聞”與大龍郵票有什么關系呢？時間再向前推移一年，也就是1877年，是李鴻章大辦洋務的鼎盛時期，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那一年開始出煤。也就是說在大龍票出現的前期環境里，中國的已經有了大量的“橫向外事”活動，也是一些“洋務派”不斷接受外國文明的一種標志。大龍票的誕生成了中華文明史的一個起點符號，繼而才會帶來不同階段的符號標志。
 

　　據一些資料看，從大龍票一問世，就有了“集郵”活動。這種活動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也不是偶然的一個奇遇，它應該是中國文化人“歷史觀”的重彩表現。從“文房四寶”到“青銅玉器”“古玩珍藏”早就成為這個受儒學文化影響至深的國度，特別是文人階層的“歷史觀”。走進中國文人家庭，都會看到一個書柜，或者就是一個博古架，上面擺放最為顯眼的就是二十四史，再就是不同時期的古玩。這說明中國文人的標準在“琴棋書畫”的背后要有一個更重要的標志，就是豐富的歷史知識，根深蒂固的《史記》歷史學印象。所以，“大龍”票一旦誕生在這個有深厚文明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里，自然就走上了收藏的“祭壇”。當時的收藏首先是歷史觀的“符號”收藏，絕不是增值觀念的收藏。增值觀念是在信用貿易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中國商人自古的觀念就是“四兩撥千斤”。有朋友認為這個成語應該是武術術語。其實它是一個商業用語，是指銀子與貨物的等價關系。1878年的時代，實物貨幣仍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占主導地位，“信用”貨幣還只是一個短暫的和小范圍的流通形式。自然郵票當然也成不了一種“價值收藏”，只能是“歷史符號”的標志記錄。
 

　　在中國郵票歷史上，占有主流的代表時期分為：清代郵票、民國郵票，解放區郵票、新中國郵票。在新中國郵票中，又分為：建國郵票、大躍進郵票、文革郵票、改革開放時期郵票、以及現代商業郵票。由于歷史的原因，從當今現實的橫向看，除了新中國郵票外，同時還有臺灣郵票，香港郵票和澳門郵票。我們現在所說的集中國郵票，實際上就是指現在并存的新中國郵票和臺灣郵票、香港郵票、澳門郵票。郵票是歷史的記錄，是人類文明史的符號，也是一個非常重要文化縮影。搞集郵也必須具有歷史的眼光，要有科學的歷史觀和社會學的基礎，否則集郵就會陷入又一個“知識貧乏”“增值儲存”的變相“銀行”。集郵活動不能為當代服務，只能成為今后人類記憶的符號，這樣集郵豈不讓大家白白玩味了一把，竟然沒有做好“集郵”的文章。也就等于給后人攢下了一個硯臺，一桿好筆，一刀徽宣。自己卻不會寫字，不懂書法，白白浪費了精力，卻未得樂趣。
 

　　之前提到的“集郵思想”，那只是一個寬泛的，不著邊際的感覺，關于使之成為一種文化，提煉一種思想，研究歷史價值等諸多的課題，還要找出一條條科學的道路。這條研究之路才是“思想”所在，才能將自己的行為，魂系于國家歷史大計之列，用集郵的方式，為后人準確的詮釋今天或者昨天的歷史實事。

　　集郵研究首先要肯定它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節”，而不是一兩銀子。銀子好掙，歷史無法掙得。其次，要肯定集郵活動的規律就是歷史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有什么樣的社會現象就有什么樣的郵票誕生，也就會有什么樣的集郵活動。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業，而不是犟著鼻子硬來的，硬來是也只是為了當代現實中“商用”價值，賺幾個小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