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沈周緣何留下名作《草庵紀游圖》

2020-09-03 12:35:06 來源：

　　王瑀

　　相比于明代蘇州城內林立的大小寺院，大云庵并不出眾，甚至連它的名字，也被當地人與附近的吉草庵相混淆。由于方言的諧音，吉草庵又被訛傳為“結草庵”，于是大云庵便成了“結草庵”。沈周直到七十一歲時才第一次來到這里，但這次游歷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文徵明后來回憶，沈周“嘗棲息于此”，可見其晚年對此地的喜愛。是什么讓早就對蘇州城內大小寺院了如指掌的沈周，喜歡上了連名字都被傳錯的大云庵呢？

　　結草庵前的七孔石橋，作者自攝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1497年9月13日），沈周進蘇城辦事，夜宿大云庵。若從老家西莊到此，需乘舟順著俗稱“葑溪”的東護城河一路南下，自城東南的葑門入城繼續西行。在到達長洲縣衙附近的支港后，轉向南下，不久便可到達大云庵。

　　初到此地的沈周被眼前“極類村落間”的景象所驚，滿目的“竹樹叢邃”令他禁不住感嘆置身于“城市山林”之間，驚喜之情溢于言表。沈氏的錯愕，一方面來自此地與他之前常去的東禪寺、慶云庵等位于城東及城北的寺院在環境上所存在的反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對南城并不熟悉。大云庵帶給他的第一印象便如此新奇而深刻。

　　更讓沈周感到不同尋常的，是大云庵“地浸一水中”的選址。在充滿想象力的沈周眼里，四面的水流“環后如帶”，將寺院環抱，“其勢縈互一曲，如行螺殼中”。吳諺至今仍有“螺螄殼里做道場”的說法，形容在逼仄局促的空間環境或者條件下依然別有洞天、游刃有余，沈周這里所贊嘆的大概也是同樣的意思。不過，對于沈周而言，僅僅贊嘆景觀的精巧顯然不能盡顯其才華。一句“塵海嵌佛地”，大云庵“宛在水中央”的獨特地理位置便在沈周的筆下具有了深厚的意味，新的文化景觀由此誕生。

　　明沈周《草庵紀游圖》，上海博物館藏

　　大云庵這樣的地理環境維持了很長時間，直到后來的嘉靖年間（1522-1566）還依然“地特空曠，四無居民，田塍縵衍，野橋流水，林木蔽虧。雖屬城闉，迥若郊墅。”

　　四圍的水流在大云庵前匯集為十畝見方的放生池，池中建有石塔兩座，分別供奉四大部經目與寶曇和尚的舍利。洪武年間（1368-1398）活躍于蘇州的高僧寶曇，是明初重修大云庵的關鍵人物。不過，他更重要的貢獻是重建了大云庵西邊的南禪集云禪寺。

　　蘇城的南禪寺，歷史可一直追溯到唐開成年間（836-840）。當年，寺內不僅有千佛堂和轉輪經藏，還藏有白居易寄贈的一套《白氏長慶集》。后來，南禪寺湮滅，以致明初人都不知其所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寶曇和尚特向朝廷奏請將郡學之東的集云寺、大云庵以及妙隱庵合并復建新南禪寺，遂獲批準并蒙皇帝賜名為南禪集云寺。作為南禪寺別院，大云庵最終成為寶曇和尚舍利的供奉之所。

　　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476年10月13日），一場大火將南禪寺化為灰燼。時任主僧德本歷盡十年寒暑，廣求施積，方于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1486年6月12日）完成了大雄寶殿的重建，再迎香火。德本恢復的南禪寺，雖規制不比從前，但他著意打造寺院的新功能——新建方丈室作為與文人雅士交游燕集的場所。這一點頗受吳寬的稱頌，他認為此舉接續起了南禪寺從創立之初便有文人活動的傳統。在德本托請其所撰的《南禪集云寺重建大雄寶殿記》中，吳寬不僅提到了唐代的千佛堂經藏，也提到了白樂天寄贈文集的佳話。除此以外，吳寬還特別談到了另一個人——北宋的蘇舜欽。

　　南禪集云寺重建大雄寶殿記

　　蘇舜欽流寓吳中修建滄浪亭的故實，人盡皆知。吳寬之所以提到他，是因為蘇氏所建的滄浪亭舊址便在南禪集云寺附近。而蘇舜欽筆下的滄浪，四周“草樹郁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竟與后來的沈周所見無二。吳寬認為，南禪集云寺后的水潭便是北宋的滄浪池。

　　此時的德本年事已高，他似乎很著急地拜托吳寬完成記文。身在北京的吳寬“心領神會”，在記文的最后專門詳述了德本的生平：“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圣寺……今年老退歸舊隱，而惓惓于茲寺。”德本由此進入歷史，今天的我們依然可以通過吳寬的文章知道他當年的功績。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很有“頭腦”的僧人，而后來沈周在大云庵遇到的僧人悳（同“德”）茂，也是如此。

　　悳茂可能是德本的繼任。在南禪寺重修大雄寶殿后的十年間，沈周不曾到過此地。其于弘治十年的那次投宿，應該是受到了悳茂的邀請。當晚，沈周宿于庵內西小寮，月色透過紙窗，難以入睡，遂覓得五言格律《草庵紀游詩》。詩的最后他寫道：“喬然雙石塔，和月浸滄浪。”面對遺物與遺跡，沈周充滿歷史的懷想。

　　明沈周《草庵紀游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找找“悳茂和尚”在哪里？

　　悳茂在得到這首詩后想必十分喜愛，便請沈周謄寫下來。后者于是又撰寫了內容詳盡的詩引。盡管詩名“草庵”，但沈周一開篇就為大云庵正名，認真分析了其被訛傳為“結草庵”的緣由。他的記述十分詳盡，使我們不僅得以了解大云庵的環境位置，甚至連進入大云庵需要經過兩座極窄的獨木板橋這樣的細節都被保留下來。沈周還告訴我們，大云庵背靠四十余丈寬、三丈多高的土岡，岡上的一棵古栝（即老檜樹）也高達十尋（一“尋”約為八尺）。就連悳茂僧房的位置也被他記述下來，好似十年前德本為吳寬所記一般。

　　明沈周《草庵紀游圖》（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不過，悳茂顯然更勝一籌。在他的邀約一下，沈周又創作了一件實景繪畫，這便是現存上海博物館的《草庵紀游圖》。

　　沈周為寺院作畫留念的例子并不罕見，就在大云庵之行四年前的七月三日（1493年8月14日），他曾同樣應寺僧之請，在半夜為投宿的承天寺作了一件《林堂思清圖》。

　　不同的是，《草庵紀游圖》是明確以“紀游”為名的具有寫實趣味的作品，從文到畫都顯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在畫中，我們可以看到《草庵紀游詩》及詩引中所描述的全部內容。

　　明沈周《草庵紀游詩引》，上海博物館藏

　　為表現悳茂的僧房，沈周特地在畫中佛殿旁的院落里描繪了一個和尚的形象。另一個小僧正在院外的橋頭迎接著即將過橋而來的“沈周”。就這樣，悳茂與沈周“同框”了。

　　《草庵紀游圖》后來的經歷也可證明悳茂在其創作當初所發揮的主動性。現存是卷后分別有趙同魯、憧南、楊循吉、沈樸、周塤、沈杰等吳地文士的題跋，另有一人名“潮”，未署姓氏。這些題跋大都作于弘治十年后的幾年間，但裝裱順序并不連貫。例如，排第一位的趙同魯跋，落款為“七十七歲翁”，當為弘治十二至十三年間（1499-1500）所書，而最后一條題跋的作者沈杰，落款則在弘治十一年（1498）。沈杰在跋文中指出，自寶曇以后“數傳而至今主僧悳茂。茂亦樸實守約，克振宗風，類有道者事業，視昔有加。”由于他是在沈周完成《草庵紀游圖》之后大約半年得以寓目此作并題寫跋文，且對于悳茂的矜表之意洋溢于字里行間，亦可視為本作先為悳茂所藏并常出示給到訪文士觀賞題跋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