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梅

　　近代金石學、古文字學大家容庚先生畢一生之力，收藏了許多青銅器，并于上世紀捐獻給國家約150余件（現分別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廣州博物館），其中廣州博物館約有90余件珍貴的商周青銅器，幾乎從未公開展出。

　　澎湃新聞獲悉，近日對外展出的“字字珠璣——廣州博物館藏有銘銅器展”中，有40件廣州博物館藏的商周青銅器就是當年容庚先生捐贈的私人收藏，這也是容庚先生舊藏青銅器的首次大規模展示。

　　容庚先生（1894-1983）

　　展出的青銅器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據廣州博物館公布的資料，現存世界各地的商周時期有銘銅器，包括禮器、車馬器、兵器、樂器等，數量約為一萬多件。此次展覽展出的廣州博物館藏商周時期青銅器珍品，大部分都來源于近代金石學、古文字學大家容庚的捐贈。

　　容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收藏家、書法家，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其著有《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等專著30多種，備受海內外學術界認可，畢生珍藏約100多件青銅器、1000余件（套）古今書畫、10000余冊圖書資料，悉數捐給國家。

　　有銘銅器展，致敬容庚先生

　　容庚先生曾說：“聚實不易，散則何難？與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現在就完整地獻給國家，讓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做出更好的成績來。”1956年，廣州博物館就接收了來自容庚先生捐贈的90多件青銅器。此次展覽展出的如剌銅鼎、昜銅鼎等40件青銅器均為容庚先生捐贈之物。“希望借此次有銘銅器展，致敬容庚先生。”主辦方表示。

　　展出的青銅器“曾大保盆”上的銘文

　　據容庚先生的女兒容璞此前接受采訪時回憶，她父親的收藏主要開始于就職燕京大學教授之后，而資金來源，則全部來自父親每月的薪水。“父親不是大資本家，身家也不豐厚，他的收藏全靠薪水。發薪后父親總會拿出一半來收購藏品，另一半則交給我母親當家。每次到了要交學費時，父親都要變賣他的藏書換成金條支付。”容璞說。

　　容璞講述她幼時睡的床是父親放置青銅器藏品的大木箱鋪上床板改造而成，她的床價值連城。“每當有客來時，我們就要幫助搬走床褥床板，才能把青銅器拿出展示，這也是我接觸古銅器的一種方式。”容璞表示。

　　容庚專注收藏，除卻愛好之外，更是其拳拳愛國之情的體現。在那個國力不濟的動蕩年代，大量珍貴文物往往流入了資力豐足的外國人手中，而導致國寶流失海外。“容庚先生之所以要收藏和研究古青銅器，就是要為中國人爭氣。”容庚弟子、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曾表示。在編著《商周彝器通考》時正值抗戰時期，容庚日夜伏案研究寫作，就是想憑借自己的努力，逐漸改變當時先秦銅器研究話語權由日本學者掌握的局面。

　　據廣州日報報道，根據容庚先生向廣博捐獻青銅器的清冊，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兩次捐了古銅器藏品共計95件。當中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漢代器物5件，未詳年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當中僅一級品就達9件之多，其價值之高，世所罕見。尤為可貴的是，在我國近代以來古銅器的私人收藏中，這是少有的得到了“有系統地完整保存”的個人收藏品。與之相近時期的多數重要個人收藏，在清末到民國時期的社會動蕩中，基本都已打散，“其中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國門，成為歐美國家有關中國青銅器藝術收藏的主體”，或者“重新組合”，難覓舊貌了。

　　展覽的第一部分“吉金有聲 記名載史”即是以容庚先生捐獻廣州博物館的商周青銅器為主，甄選越王劍、曾大保銅盆、息伯銅卣等珍貴有銘之器，展示商周時期銘文的行文規范、主要用途和重要歷史價值。

　　澎湃新聞此前曾撰文介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容庚在燕大的一大重大貢獻就是為燕京大學搜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議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搜集古物。容庚為燕大購買青銅器等古物，看起來當然是為燕大服務，其實也是對燕大的回報。1928年4月前，容庚雖然有購買書籍碑拓等古物的習慣，對青銅器以及甲骨也很感興趣，可是因為囊中羞澀，只能望洋興嘆。1928年4月28日，他開始購買青銅器。這天的日記記載：“余向不入古玩鋪之門，以囊中著澀，愛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會計主任范天祥約往古玩鋪買古錢，先到琉璃廠訪古奇，為購漢鏡及古刀布十數枚，價二十元，因事他去，余與明義士到尊古齋，購得一易兒鼎，價五十元。又一三羊鏡、一得志小璽，價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鑒》箸錄，余第一次購古器，乃廉價得此，殊自幸也。鼎蓋后配，尚合式，《古鑒》無之。三羊鏡銘：‘三羊作竟大毋傷兮。’文字花紋、色澤均佳。”（151—152頁）這篇日記，把容庚收藏青銅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獲的欣喜，都寫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時出手收藏青銅器的關鍵在于燕大待遇豐厚，使得容庚有財力支撐這項愛好。

　　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銅器中，最負盛名的，是一件錯金工藝的最早期實物——春秋中期晉國大夫欒書所鑄的“欒書缶”。（現藏北京歷史博物館）。錯金銅器，以兵器居多，而銘文字數較少。“欒書缶”不僅是銅器所書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銘蓋銘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對此器絕為珍愛。

　　廣州博物館展出的一把二千多年前的越王劍出土于陜西，劍格左右側皆以鳥蟲書體鑄刻“王戉”二字，兩面共八字，劍色為水銀古，時至如今，依然鋒利，削鐵如泥。劍脊含銅量較多，韌性好，不易折斷；刃部含錫高，硬度強，可見其性能優異，鍛造技術優良，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展出的越王劍 容庚舊藏

　　說起這把劍的收藏過程，還有一段頗為傳奇的故事。1931年，容庚先生在北京式古齋初得此劍，開始時誤將“王戉”理解為《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的“卿王戉”，因此沒有予以重視，把此劍轉賣給了另外一位銅器收藏家于省吾。后來容庚先生在閱讀《周漢遺寶》一書時，發現“戉王矛”，即刻反應過來，“王戉”二字應為“戉王”，該劍是為“越王劍”，價值頗豐，為該劍的轉手深感可惜。后來又發現一個新的契機，容庚先生偶然得到了師旂鼎，而此鼎的收藏價值同樣十分巨大。于省吾聽聞后，對此鼎非常感興趣，希望容庚先生可以割愛轉讓。借此機會二人幾經商議，才最終達成以師旂鼎換越王劍。越王劍至此才回到容庚先生的手中。

　　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在《容庚與中國青銅器學》中說：“從1928年先生收藏昜兒鼎起到1949年在嶺南獲‘十年陳侯午敦’止，中歷20馀載”。這一期間，他“不但從傳世品中剔除出許多偽器，還從大批‘疑’‘偽’的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物資料，使他們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貌。”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蔣志華指出，1947年容庚先生攜全家南歸廣東。途中青銅器被撞損約十分之三。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仍藏有150余件青銅器，包括現藏國家博物館、錯金工藝的最早實物欒書缶等，此外還有一批青銅銘文拓片。他依托對青銅器銘文等原始材料的精研而寫出的中國當時最完備的金文字典《金文編》，至今仍是文字研究者的必讀經典。

　　展出的青銅器

　　從文物銘文到青銅器文物專題展

　　廣州博物館館長李民涌在接受廣州日報采訪時表示，展覽從策劃到推出長達一年多。最初的設想是以青銅器銘文為切入點，擴展到其他材質器物的銘文，展現館藏銘文文物的風貌。但隨著展覽籌備的不斷推進，發現僅銅器已經足夠撐起一個有分量的大展，于是舍棄了其他材質的器物，專攻銅器。

　　李民涌說，青銅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嶺南地區來說，是個相對比較薄弱的領域。此次展覽也是希望大家能夠一睹本地文博機構青銅器的收藏水平。廣博的相關收藏在本地來說是較為種類齊全、時間跨度長的，此次展覽展出的文物就從先秦延續到清代，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比如曾大保盆、越王劍等，都非常珍貴。

　　此次展覽的第二部分“鏡中乾坤 托物寄情”選取伏獸鈕“大樂未央”銘蟠龍紋鏡、菱形“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素銅鏡、中國銘七乳瑞獸紋鏡等漢至明清時期有銘銅鏡，通過解讀不同歷史時期的銅鏡銘文，帶領觀眾感悟蘊含在其中的社會思想、宗教信仰、生活態度和審美情趣等等。

　　第三部分“朱白之間 印下眾生”甄選漢至明清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材質的官印如“廣州番禺縣丞司朱記”印、周君時六面銅印等，和刻有館齋、鑒藏、閑文、吉語、花押等私人印，從帶有豐富史料信息和使用者個人信息的銘文中，窺見古代社會信用、官制禮儀與人際交往等習俗。

　　第四部分“方圓興衰 古泉吉語”特選秦半兩銅錢、漢五銖錢、唐開元通寶等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的流通貨幣，部分體現書法之美的漢莽貨泉銅錢、兩宋御書錢，以及飽含美好祝愿的清“順風大吉”花銅錢、清五子登科佩錢等壓勝錢，從這些小小方圓之間領悟朝代興衰、百姓民生。

　　此外，此次展覽也是對“銘文”知識的一次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字字珠璣——廣州博物館藏有銘銅器展”是廣州博物館與非國有博物館——廣東大觀博物館合作辦展的首次嘗試。展覽中還能看到許多其他歷史時期珍貴銅器，“周君時六面銅印”1955年于廣州中山醫學院出土，六面印文分別為：“周承公”“周君時”“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白記”。除“臣承公”外，其余各面銘文都有邊框。廣博專家介紹，印文按內容分為兩大類：一類與印主人有關，包括姓名、字表、家族地望、職官身份等，一類為文書用語，如“白記”“白牋”“白事”等，反映了當時的文書格式和封緘制度。“白記”是漢朝時下級對上級陳述意見的奏記；“白牋”用在敘事的書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后面，專用于書簡往來。

　　（本文據廣州博物館資料、廣州日報及澎湃新聞此前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