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吳福華，已是5年之后，他從他的政，我當我的記者，似是陌路，但他最初留給我的“這是個有思想的人”的印象還在。

5年之后約訪，突然想起套用開頭這句爆紅網絡的句式來形容他，卻也貼切。

一

自從有了貨幣交易，人便離不開錢。吳福華之于錢既是一場傳奇，又是一場文化苦旅。

吳福華是中國紙幣文化學學科創始人，父親多年開藥鋪，他也因此見過形形色色的“錢”，而“紙幣”就像一張地圖，從懵懂到研究，他的文化苦旅始終未曾離開這張地圖。

吳福華回憶說，文革時期，家里支起兩口鐵鍋，很多舊時的紙幣、布票被一把火燒了。“1983年畢業工作后，偶得幾張，那時有種感覺，這是一種歷史，應該留下來。”吳福華說。

從那時起，吳福華開始有意識地收藏紙幣，封建社會從銀票到當票，抗戰時期從法幣到魯西幣，建國后從第一套到第五套人民幣，他的涉獵范圍極寬極廣，他節衣縮食，食不甘味，常常就是為了一張紙幣。

吳福華的收藏之路無人喝彩，他也不曾向別人談起。因為低調，我省一個錢幣大家這樣形容他：“這是一個潛伏的收藏家!”

1980年，第一套面值50元人民幣已被炒到100元一張。工作后的吳福華一有機會就會去兌換一張，到1988年，50元人民幣被炒到3800元一張的時候，他手里已經有了幾十張。

這些收藏價值極高的紙幣，即便在當時也是價格不菲的，收藏無疑是個無底洞，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為了支撐自己的生活和收藏，吳福華只得走“以藏養藏”的路子，靠復品去和別人交換，或者用別人喜歡的郵票、瓷器去交換別人手中的紙幣。當然，在工作之余，他也動過一些腦筋，搞過“勤工助藏”。

剛畢業時的吳福華販過馬鱉，炒過樓花，入過股市，他“出其不意、以快制勝”的經營策略和眼光至今令很多菏澤的實業家佩服。

剛畢業時，吳福華的工資只有33.5元，連一張當時的50元人民幣都收藏不起。為了收藏，他便學別人在河里捉馬鱉，然后到江西倒賣，不過法子卻很“巧”：別人全是用手電照的笨辦法，他卻找了個“偏方”——把豬血抹在稻草上，頭天晚上鋪在河面，第二天就是滿滿一層了。馬鱉要死后晾干才便于攜帶，吳福華又找了個“偏方”，用煙熏，一熏即死。

“那時候周五晚上捉，周六背著一書包馬鱉去江西彰樹藥材市場，周日再返回菏澤，搗鼓這一趟能賺2萬塊。”吳福華說。

二

暮靄深沉，馬蹄聲碎。

1942年“九二七”大掃蕩，幾名神色疲憊的男子在范縣王滿村突遭日軍盤查，如果被查出不是本村人那就會有生命危險。危情時刻，村里一位老人家一口咬定其中一人是她的兒子，硬生生把他救了下來。此外，還有很多村里的媳婦和大姑娘，甚至認了其他人是自己的“男人”，幫他們躲過一劫……

2015年8月，山東牡丹文學頭文刊登了吳福華的一篇紀念抗戰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報告文學《永遠的魯西銀行》。在這篇文章中，吳福華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一場特殊的“金融抗戰”。

這是他在中國紙幣文化研究中的又一座地標性建筑。

自古以來，貨幣作為“國家利器”是每個掌權者最重要的統治工具之一，手里的貨幣越穩定越值錢，就越能把握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1940年，帶著“抑制偽鈔，保護法幣，調劑金融，籌措抗日經費”的重任應運而生的“魯西銀行”，即是在一個堪稱史上貨幣最混亂的時局背景下，開始了一步步攻城掠地的斗爭藝術。

強勢政治宣傳，鞏固群眾基礎，提高兌換比例，驅逐日偽鈔幣，打擊取締地方土雜鈔，“把保值作為生命來守護”……一步步成長起來的魯西幣，對于敵戰區來說恰如微型的進出口關系，魯西幣相當于增值貨幣，因為更“值錢”，同樣面值的紙幣可以換取更多法幣，從敵區“進口”更多商品，從而補給抗戰區人民生活和軍需物資。

魯西幣的戰略意圖顯而易見，那就是堅挺幣值，捍衛邊區政治經濟，創造堅不可摧的根據地金融環境，為抗戰籌措緊需物資。這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但正如真槍實彈的戰爭一樣，魯西銀行在一次次的掃蕩與反掃蕩中堅挺了6年。很多有名無名的戰士和群眾為此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抗戰贊歌。

吳福華說，在持續印刷的6年，魯西銀行行程數百華里的大轉移有兩三次，數十華里的小轉移有二三十次。僅抗戰期間，魯西銀行就印制了24億4000多萬元魯西幣。

“幣亂則國亂。”吳福華說，“如果掌權者把貨幣作為謀利的手段，勢必會產生惡性通貨膨脹，后果必然民不聊生。齊白石老先生用100幅畫換來的錢，結果只夠買半袋大米;新疆一家銀行竟發行了面值60億元的紙幣，卻只夠買77粒大米。”

發行6年間，魯西幣作為與南方“抗幣”同等存在的“邊幣”，其最大面值的流通紙幣始終未超過200元，從而有效抑制了邊區幾十種貨幣同時流通的混亂局面，為今后統一幣制提供了借鑒。

8年后，第一套人民幣誕生，其中的“馬耕地”圖案就是取自魯西幣的設計樣式。直到此時，好多群眾仍不舍魯西幣，直到政府一次次下令收繳，不少老百姓才依依不舍的告別了魯西幣。

三

用菏澤方言講，年輕時的吳福華是特別能“折騰”的，而現在，他的精力都放在了政務工作和紙幣文化研究上。

約訪吳福華時，他正在位于市政府的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里辦公。案牘勞形之色布在臉上，一雙清澈的眼睛卻格外精神。若說眼睛是窗戶，從這種對比中就能揣摩出他思維的跨度。

訪談時說起，魯西銀行有這么輝煌的歷史，有沒有可能將來成立個菏澤銀行，延續魯西銀行的輝煌，應對現在各種銀行搶占菏澤金融市場的尷尬?

吳福華表達了兩層意思：第一，受歷史和政策原因影響，菏澤銀行或者說魯西銀行暫時還不會成立;第二，不應該用“搶占”、“尷尬”的眼光看外來銀行，銀行是一個地方金融活躍也是經濟發展的體現，銀行多了是好事兒。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說話間，吳福華隨手拿起一把畢業時珍藏至今的算盤，如新的一樣。除了金融書籍，這是他的最愛。

“我就是學這個的，累了就撥弄幾下。活手就是活腦。”吳福華說，他與金融文化結緣是一種修行，也是一個人的戰斗。為了研究紙幣文化，他利用節假日遍訪各種舊址古物，如今分布在菏澤的魯西幣印刷廠廠址他都如數家珍。為了記住從古至今的數千種紙幣，他往往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圖樣，再到博物館看實物，周六周天一看就是一天。

說起如今電子貨幣大行其道的時代，為何費勁搞這些看似無用的研究?吳福華有自己的考慮。

“菏澤的金融歷史源遠流長，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卻很少有人知道交子的發明者張詠就是菏澤鄄城縣人氏。”吳福華說，梳理歷史可以洞悉未來，紙幣文化研究絕非是紙上談兵的無用功。

潘建榮可謂菏澤考古文化界的名宿。在與潘老的一次交流中，吳福華說，你們那一代人為菏澤的“靜態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那是對傳統文化的挖掘;我們這一代人要在“動態文化”中繼承發揚，最終把“靜態文化”打造成一種產業，也就是文化產業，而撬動這一產業的就是“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