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傳的交子鈔版圖，可能是一種仿制品

一、交子到底怎么使用的？

今天我們如果去了解“交子”，對它的解釋都會冠以世界上最早、中國最早的紙幣等等概念。由于這種紙幣是以粗麻紙為原料，不易保存，目前尚未發現真正留存下來的交子實物。中國歷史博物館現藏的銅制“交鈔”版，已經是金代貞祐年間（公元1213-1217年），是研究宋金時代紙幣的唯一實物資料，距離交子產生已經至少100年后。

交子的真正功能在歷史上只是一種兌換錢幣的憑證，不論是最早出現的四川地區商賈或機構避免帶著一吊吊的錢幣，當時還沒有流通后來俗稱的銀兩。如四川地區銅錢和鐵錢的比值不同，基本上是十比一，一枚銅錢相當于十枚鐵錢。由于當地銅錢稀少，鐵錢大量流通，使用不便。假如一貫銅錢就能完成的交易，卻要用十貫鐵錢，十分麻煩。有資料記載，當時在四川買一匹好的綢緞或買一匹馬都需要兩萬文鐵錢，用鐵錢重量達100多斤，相當于背著一個大活人去買東西。

如此，商賈和店鋪之間就有了一種新方式，使用紙質“交子”作為一種存款信用的憑證，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專門的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楮樹制作的紙張，今天習慣稱構樹，其實全國各地都非常普遍，但四川當時多用來做紙張，很多文書、書籍也使用楮紙）制作的紙卷上，再交還存款人，收取一定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最開始是地方商賈和店鋪之間，有長期比較穩定的合作方自發形成的交易方式。

推動交子規范化的名臣張詠

宋真宗景德年間，以平定茶農王小波、李順之亂有功的名臣張詠到益州（今成都及周邊地區）任職，為了安定四川百姓，為了有序地促進商業流通，對益州地區商賈進行了規范，實行官商聯合，有十六家交子鋪推行這種憑證，得到官府認可，這種交子基本仿照之前民間流行的交子，只不過印上某州官府的印記，如益州、利州等。規定使用人進行取出錢幣的時候，每1000文制錢交30文手續費，很明顯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貨幣。“交子”本身不直接參與流通，商人從四川攜帶“交子”外出到其他州府，仍然需要將“交子”兌換成銅錢、鐵錢進行交易，交子的準確性質是相當于現在的支票。

但隨著交子的盛行，在民間的確也被一些人私自拿來直接使用過，如十貫就用十張價值一貫的交子，避開兌換環節，等商鋪拿到以后另外去兌換成錢幣。流行了一段時間就因此產生過造假的官司，一些商鋪發現有假兌現困難，由交子引發的糾紛和訴訟逐漸增多，一度造成了危機。

盡管如此，交子的使用對于鑄錢量巨大的宋朝，畢竟是一種很變通的形式。兩宋時期歷來都認為十分富庶，以研究明代財政而出名的黃仁宇就曾認為，不論北宋真宗、仁宗、神宗、徽宗，還是南宋高宗、孝宗、寧宗、理宗等，隨便一個皇帝在位期間鑄造的錢幣都基本能等同明朝全部270年間的總量！可見宋朝當時用錢的規模，同樣也能想見民間使用這些錢幣的麻煩！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成都增設益州交子務，由京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并“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經過張詠整頓交子，流通大約20年后，的確風靡四川，由于造假而引起了重視，進一步加強使用的監管。為了防范偽造，這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再到宋神宗時（1068），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界滿兌換新交子。

宋徽宗支持蔡京推出了錢引

事實上，交子的使用范圍漸漸超出了四川，當時陜西、湖廣、山西、江浙等地也在使用四川發行的交子，因為交子上印的錢數是以四川地區鐵錢為標準。因為古代很多錢都混用其他金屬，鐵錢的標準不等同，銅鉛混雜的錢更不同。人們在使用使拿出一吊錢，不能保證全都是銅錢或鐵錢，更不能保證都出自四川或河南，也不能保證錢幣標準是統一的。理論上當時“度量衡”是一致的，但不同地區為了方便使用和擴大錢量，還是比較混亂。因此，宋代鑄造錢多也有這種弊端。

到北宋末的徽宗時期，交子的使用就告一段落，官府重新推出新標準的“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實際上才初步具備流通的貨幣功能。

但是到了南宋，南方地區又出現了一種復制四川地區交子模式的“會子”，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由政府官辦設“造會局”，仿照四川的辦法發行。會子起源于臨安，也稱“便錢會子”，本質上也是支票，但會子在南宋境內可以全部流通使用。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帶著會子從臨安到成都進行換錢交易，比原來的局部地區使用的交子前進了一大步。現存一個東南會子的鈔版藏于國家博物館可以作為參考，但也有一些學者對鈔版真假存疑，可能是民間仿制，也可能本身就是假的。因為鈔版樣式不合文獻記載的東南會子形制，鈔版圖案與字體都很拙劣，不符合宋人的雕版水平。

二、交子為什么會在宋代初期出現在四川

關于交子為什么會于北宋初年首先出現在四川？一直以來都眾說紛紜、筆者多年來都堅持認為，但凡重要的歷史事件出現都自有規律，歸納一下各家的說法，應該大體明白這的確有一定原因。

宋代民間生活畫

交子，肯定不是宋代的四川商人拍腦袋的突發奇想，唐代后期有過一種兌換錢幣的先例，就是飛錢。史料最早的證據是唐憲宗元和五年（810）。《新唐書》載：“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飛錢就是一種方便使用的匯票。其實后來《宋史·食貨志》在介紹交子會子時就說："交子會子之法，蓋有取于唐之飛錢"。

我國有不少經濟史學家都認同這一觀點。傅筑夫先生認為，因為銅錢鐵錢的單位價值不高，又體積沉重，不能隨身攜帶，“為解決貨幣遠程流通的困難，唐代商人從實踐中發明了一種匯兌辦法”。朱契也表示，中國歷史學家，向以交鈔之制，始于唐之飛錢。劉厚滋更進一步認為飛錢是一種匯票，一曰飛子。其后買飛子者不復支錢，轉相授受，乃漸成一種習慣上的通用貨幣。

但是唐代飛錢出現的原因與宋代交子會子可能幾乎相反。唐朝后期屢屢戰事頻發，商貿總體上比較凋敝，錢幣緊張，唐德宗甚至多次下令禁止現錢出境，京師長安屢遭戰事，大量商人帶了錢到別處貿易，使得長安的錢幣更加缺少。至貞元二十年（804）時，還下令市井交易時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唐朝后期雖然恢復長安和洛陽的京師地位，但更加依賴川蜀和江南的經濟支撐，當時交易的主要商品如綾絹、茶葉、羊馬、米粟等，除了牛羊外，幾乎都要靠南方。于是京師商人需要大量現錢去南方販茶，而川蜀和東南的茶商來京師售貨后也需要將錢帶回去。

唐憲宗是后期最積極有為的皇帝，繼位初期就平定西川節度使劉辟的作亂，因為劉辟在韋皋死后企圖一人兼并全川的三個節度使職務。唐憲宗一共才在位十五年，就有十二年在平定各地的藩鎮，戰事頻發，進一步造成德宗貞元以來的經費緊張。川蜀地區相對富庶，是支持唐朝京師的重鎮，假如沒有川蜀在糧食、物資上淵源不斷的供應長安，當年能否順利平定安史是不可想象的，這也是唐憲宗無法容忍劉辟企圖獨占全川，繼位初期就果斷出兵的原因。

因為安史以來動蕩局勢，各地出現大量“虛錢”，以一當十、當三十、當五十，從肅宗在平亂戰時期間就已經產生。肅宗乾元年間有財政專家第五琦出于臨時舉措專門鑄造“當錢”，就是一種虛錢。加上以物抵值，進一步促使“虛錢”的流通，完全是當時經濟困境的反映，也是唐德宗會更改稅法的一個背景。到唐憲宗期間為了恢復市場和加強財政，還于元和六年和十五年進一步調整稅額，這就是為什么官府和民間會出現變通交易方式的主要背景。

南宋會子鈔版圖，也可能是后來的仿制品

飛錢的出現雖然和川蜀沒有直接關系，但唐朝后期另外有兩大背景卻和交子的誕生有關。

第一是四川造紙業發達。眾所周知交子是紙質，四川的紙業在唐宋時期是巔峰，從東漢中期蔡倫的改進技術傳到巴蜀時間非常短，蔡倫被封龍亭侯，位于陜西洋縣，造紙術就朝西北和西南傳播。唐代前期對造紙的一大變革是利用竹子，巴蜀之地就是盛產竹子的主要地區。唐朝后期成都的造紙非常發達，可以分出高中低不同檔次，著名的“薛濤箋”就是高檔紙，造紙術的發達是交子出現的一個非常容易被忽視的基礎。例如宋代官府后來為了防盜防偽，在交子的印記花式、用墨色澤等方面做了許多技術處理，一如今天的貨幣，如果造紙和印刷技術不過硬是難以想象的。

第二個背景是唐宋大量富民出現。學術界有一個觀點，歷史上富民社會的出現就是唐宋時代，雖然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勉強糊口，但畢竟隨著商業的發展，尤其南方經濟已經開始超過北方，就從唐代后期到宋代出現了大量因商致富的富戶，正如同《琵琶行》等寫實的詩歌形容那樣。隨著躲避安史和藩鎮，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個皇帝三次往西南巴蜀方向躲避災禍，大量原本生活在長安、洛陽的有錢人和大姓富戶，也紛紛都舉家遷徙巴蜀，唐朝后期正是歷史上四川外姓人移居的一大高峰，以此奠定了五代兩宋四川人文底蘊的空前發達，同時也促成當地生活水準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