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無論是自由經濟體，還是計劃經濟體，抑或是轉軌經濟體，產業管理都是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核心，而政企關系則是核心中的核心。盡管全球工業經濟加速向創新經濟轉變，很多產業管理依然帶有明顯的工業經濟路徑依賴色彩。伴隨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產業生命周期越來越短、生產方式越來越軟、產業界限越來越模糊、增長速度越來越快、產業政策需求越來越高，成為加速和倒逼產業管理范式轉換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伴隨中國產業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中國再造和中國創造，要求各地區只有產生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創新范式、新的增長方式、新的組織方式才能占有一席之地，更使得各地區在數字化帶動下加快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內循環和外循環、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有機結合。在此背景下，我們不僅需要反思傳統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更要反思產業管理背后的發展頑疾，亦要探尋適應數字化新經濟發展的產業管理范式。在系統切換和全面轉換產業管理范式過程中，不僅要著眼未來新興產業發展，還要著眼產業跨界融合，不僅要著眼產業轉型升級，還要著眼雙循環新格局，亦要著眼創新發展規律，將現代產業體系構筑、產業經濟形態升維、新舊動能轉換加快、全球資源配置優化、創新生態賦能生成有機結合。最終在充分把握產業發展趨勢以及企業對產業政策需求的前提下，處理好產業管理的若干重大關系，探索建立適宜新興產業、尤其是數字化新經濟發展的產業管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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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傳統依然在主導產業管理范式

整體而言，無論是自由經濟體，還是計劃經濟體，抑或是轉軌經濟體，產業管理都是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核心，成為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這其中，政企關系則是“核心中的核心”，從宏觀、中觀、微觀決定著經濟運行、產業組織以及經濟循環的效率效益。伴隨全球工業經濟向創新經濟轉變，很多產業管理依然帶有明顯的工業經濟路徑依賴色彩，迫切需要建立完善適宜新經濟發展的產業管理范式。

1.1 產業管理是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核心

一般而言，產業管理指在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主導下，著眼實現 產業 發展、經濟增長以及宏觀調控等戰略目標或政策目標，建立完善適宜產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對 產業 進行規劃、 組織 、 協調 、 溝通 和 控制 的一種 管理 過程。整體而言，產業管理有三種不同的模式，即政府主導的產業管理、產業內部的產業管理以及產業共治的產業管理。這三種模式，也決定了產業管理的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中央政府為主的產業管理，通過制定各種 財政 、稅收、 金融 等政策以及行政經濟、法律等手段來確定相關產業制度安排與調節機制，尤其是重點產業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對各產業進行規劃、 協調 、監管和指導。第二個層次是以地方政府為主的產業管理，重點以地方財力在招商引資、企業成長、科技創新、產業化等方面提供支持性政策，依托土地、資源以及各種指標優化資源配置，并綜合運營行政、經濟、法律等手段加強行業監管與產業培育。第三個層次就是組織行業協會在政府引導下的產業管理，通過 行業協會 來統一規劃、協調、指導、 溝通 同行業各企業的 生產經營 活動，促進產業的發展。 更進一步而言，在 市場經濟 條件下的產業管理重點覆蓋政府、 企業 與中介組織三類市場主體、創新主體，也形成了政府與企業、 企業 與中介、中介組織與政府的三種基本 經濟關系 。首先，居于核心和基礎地位的是 政企關系 ，政府不僅通過 財政政策 、 貨幣政策 、 經濟立法 、 經濟計劃 、 產業政策 和行政手段等多種方式，引導 資源 流向，以實現特定的一個或者多個宏觀經濟目標；還借助 國有資產運營管理 、部分社會公益事業和部分城市公用事業的 投資 和直接管理活動；亦借助行政性規制、 經濟性規制 （ 市場準入 和特定產品定價）、社會性規制（ 產品質量 、污染排放及 勞動安全 等標準的設定）以及 反壟斷 和反 不正當競爭 規制等對企業實施外部限制和監督。 其次，是中介組織與企業的關系，中介組織不僅通過制定行業發展準則、規范內部企業間的競爭、維護行業整體利益，進而實現行業自律；還通過規范 市場行為 、反對欺詐、 調解 市場糾紛，促進公平、公正、公開競爭；亦通過提供專業化服務降低市場 交易費用 ；還通過市場監督等，保證市場公正交易、 公平競爭 ，穩定經濟運行秩序。 最后，是中介組織與政府的關系，中介組織成為政府與企業的橋梁和紐帶。在三者彼此獨立又相互依存的條件下，不僅形成了各產業管理機構和組織的設置，還逐步形成了各機構組織之間的權限劃分和 經濟 利益的調節方法，還建立完善了規范和調節各 產業經濟 活動中各 經濟主體 之間 利益關系 的制度體系，形成一定的產業管理體制，并決定著產業管理范式的生成。

1.2 狹義的產業管理核心是處理政企關系

這里我們所說的產業管理，更多的是狹義上的，尤其側重于地方政府及其產業主管部門所從事的產業管理。其所從事的產業管理，不僅僅是著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按產業規劃、按產業組織加以管理，發揮中介組織的橋梁作用，促進和加強企業在 產業經濟 活動中的橫向聯系和聯合，加強 宏觀經濟 和 微觀經濟 的協調；更多的是在探索地方政府，尤其是產業主管部門，如何在有限的權責、財力、手段、資源基礎上，實現產業發展目標多元化、經濟利益最大化。在此背景下，對于產業管理范式的探討，并非局限在如何加強完善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如何解決好市場失靈與培育市場等等，而是更多鎖定在政府如何作用于產業、企業及其互動關系。譬如，在工業經濟路徑依賴的影響下，我國自上而下的產業管理范式重點在產業戰略方向上強調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現代產業新體系”，在產業主體培育上強調發展“小微企業-規上/骨干企業-龍頭企業-跨國公司”企業梯隊，在產業環節上注重加強培育“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產業鏈環節，甚至下沉到產品技術層面的“高精尖”。當然，產業管理范式的內涵及邊界也不局限于此。 但無論是“現代產業體系”還是“現代產業新體系”，盡管強調的是現代的資源稟賦、現代的發展結構、現代的發展形態、現代的組織方式，但除了大國能夠有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系，只有一個完整的世界經濟體系。只要越全球化或越是有統一的國內市場，很多城市就難以自成體系，即使有的話也是封閉的體系。“小微企業-規上/骨干企業-龍頭企業-跨國公司”企業梯隊，代表的是傳統工業管理邏輯與靜態思維，反映的則是企業從銷售商貿介入生產制造、再介入研發創新、最后形成“產供銷人財物一體化”的滾動發展邏輯。“高端、高效、高附加值”是一種愿景，但很難孤立地去抓；而“高精尖”強調的是高級、精密、尖端的技術或產品，更多的偏高技術制造業。在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條件下，伴隨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先進制造結合，呈現出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以及產品即服務、制造即服務的產業跨界融合趨勢。

1.3傳統工業主導的產業管理依然是常態

工業有工業的發展規律，服務業有服務業的發展規律，高科技有高科技的發展規律，新經濟有新經濟的發展規律，傳統產業有傳統產業的發展邏輯，新興產業有新興產業的發展規律，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發展規律、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有不同的需求。但很多時候，很多政府往往自覺不自覺地用工業化的產業管理范式予以“一刀切”。如今在產業跨界融合發展趨勢與發展規律下，產業界限越來越模糊，未來沒有傳統的產業只有傳統的業態，也沒有過于明顯的工業、服務業之分。如果全部以政府所擅長管工業的方式去培育發展新興產業、發展數字經濟或者加快產業跨界融合，就勉為其難抑或事倍功半。其背后的問題是，產業發展規律變了，但產業管理范式沒有變。 從目前來看，很多地方依然處于傳統工業主導的產業管理段位，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是工業經濟發展理念。 很多地區無論在新興產業培育、服務業發展、新經濟發展、乃至整個產業體系構建上，存在濃厚的發展工業經濟的線性思維，不僅未能將工業與服務業融合，還未能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融合，更難以實現以創新經濟的增量培育帶動工業經濟存量提升的發展方針，最終造成傳統工業經濟發展路徑依賴。 二是新興產業戰略模糊。 很多地區的產業戰略主要立足現狀，并未著眼中長期戰略轉型，實現對重化工為主導、傳統產業為主體、新興產業為增長點、服務業位勢不強傳統產業體系的戰略替代，且產業領域較為寬泛、細分領域缺乏引領、鏈式規劃布局較弱、產業融合程度不夠等，需要立足深度產業研究的前瞻規劃布局。 三是產業發展方式過時。 遵循“大產業、大平臺、大企業、大項目”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外延增長的工業經濟發展方式，以及招商引資的拿來主義發展路徑，不僅違背了戰略新興產業、創新經濟從創新創業的源頭、中小科技企業、服務體系及環境建設抓起的發展規律，也沒有形成“創業、孵化、集群”高級化的內生發展路徑。 四是產業管理路徑依賴。 按照“小微企業、規上企業、骨干企業、龍頭企業”靜態、線性的工業管理范式培育科技型市場主體、創新主體，而對種子期的初創企業、成長期的創業企業、發展期的高成長企業、成熟期的高技術大公司缺乏足夠的重視及全鏈條的政策布局，難以培育出科技型創業梯隊。 五是空間布局結構雜亂。 不僅在塊狀經濟條件下形成粗放發展、層級不高、零散布局、配套殘缺等問題，還在傳統縣域經濟條件下形成條塊分割、產業雷同、單打獨斗、重復建設等問題，最終導致在產業空間上沒有整體結構布局、分工合作不夠、集群發育不夠、產業融合不夠、產城融合不夠等問題。 六是條塊分割體制頑疾。 各部門各地區并未形成統分結合的地方財力體制以及跨行政系統配置資源的模式，難以真正建立跨部門跨層級的協調，不僅造成多頭管理、職能交叉、分散支持、重復列項、力度不足等問題，還往往造成內部惡性競爭、拼資源拼政策等頑疾。 七是產業政策體系凌亂。 政策體系以產業資金、財政科技的扶持性政策為主，制度性創新不足；在技術生命周期后端的工藝開發、規模生產環節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對中端的商業應用研究、商品開發環節的政策扶持力度小，對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究環節的政策扶持較薄弱；后補貼的“錦上添花”財政支持機制，不適宜新興產業發展“雪中送炭”的需求；考核評價體系完全以工業經濟導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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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下的形勢變化

在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帶動下，不僅產業生命周期、技術生命周期、企業生命周期越來越短，進而使得從工業經濟走向創新經濟發展速度越來越快，打破傳統線性增長模式和靜態產業管理；還使得科技迭代越來越快，技術門檻在不斷被提高，進而使得高科技越來越硬，拓展生產、生活、生存疆域，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優化產業管理或提高監管層級；亦使得生產方式從2.0機械化、3.0自動化走向4.0智能化，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以及產品即服務、軟件即服務、制造即服務使得傳統行業管理逐步被打破；更使得產業界限、市場界限、企業界限越來越模糊，尤其在數字化帶動下將線上線下、云臺云端、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等等有機結合，既為產業管理帶來巨大挑戰，更為產業管理創新開辟了新的空間。

2.1 生命周期越來越短與新經濟越來越快

在摩爾定律下，整個技術生命周期、產業生命周期以及企業生命周期，幾乎從以前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目前的“三年河東三年河西”。這其中，伴隨新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過程中的變革式創業、顛覆式創新，不斷打碎傳統產業價值鏈、重建游戲規則、重塑市場格局、重構產業版圖。在技術生命周期越來越短的條件下，依靠大規模、批量化、標準化、低成本的工業化，依然具有較大的市場空間，但附加值、利潤率在邊際下降；依靠高科技、硬科技、深科技、黑科技的高新技術產業加快改造傳統產業，體現出較高的成長性與高端、高效、高價值和高附加值特點；以數字化為代表的新經濟，從消費反向帶動生產，整合工業與服務業、工業與商業、供應與需求，實現快速增長。如果新經濟、高科技增量培育尚未彌補傳統工業經濟存量萎縮的空缺，造成基本面下滑的階段性陣痛，就是“新常態”；如果新經濟、高科技增量培育基本與傳統工業經濟存量萎縮對沖且略有增長，就是“高質量”；但一旦新經濟、高科技增量培育高于傳統工業化存量萎縮，就是“高質量發展帶動高速度增長”。未來幾乎沒有一個產品傳承萬代的百年老店，只有不斷“創新創新再創新”、“創業創業再創業”的企業，才能獨樹一幟和可持續發展。只有加快構建創新驅動發展格局、形成“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新局面，才能以高質量發展帶動高速度增長。

2.2 科技迭代越來越快與高科技越來越硬

在特定技術水平的工業經濟條件下，發展邏輯是滾動式的，也就是從貿易銷售介入生產制造、再介入研究開發、再實現產供銷人財物一體化地滾動發展。在這種條件下，產能、營收及能耗、物耗等可以計算出來，相關資源要素指標配置亦可量化可控，政府便成為抓工業的高手。伴隨科技的日新月異，創新迭代加快，并在新經濟條件下使得企業不再滿足滾動發展。很多產業的企業往往從三個方面實現爆發式成長：一是抓機會，抓住產業價值鏈分解、融合、新業態的運動規律及切入口；二是奇特的想法，想法決定做法，讓無奇不有的創意飛，隨心所欲；三是速度快，高速迭代快者勝，認準了就做，心動即行動。在此過程中，技術門檻在不斷被提高，進而使得高科技越來越硬，進一步拓展生產、生活、生存疆域，并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優化產業管理或提高監管層級。

2.3 生產方式越來越智與工業化越來越泛

應該說，創新驅動的根本是對企業家利潤驅動，而每一次生產方式轉變意味著生產效率提高，為企業家形成新的利潤空間，這便才有企業家的擴大再生產。改革開放以來，從最早勞動力與機械化結合，到以兩化融合為代表的工業化與傳統信息技術結合，再到以互聯網+及制造業2025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結合，進而開展“三來一補”、承接產業轉移、搶占新一輪發展先機等等，就印證了這一點。反之類似于08年這種沒有產生新的生產方式的擴大再生產，就是需要被淘汰的落后產能。伴隨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新一代通訊、移動互聯網等數智科技，以及生物工程、新材料、3D打印等新技術新模式與制造業結合引發新一輪產業革命，加速微觀生產方式“智造”、中觀產業業態“再造”以及宏觀發展結構“創造”，最終使得生產方式從2.0機械化、3.0自動化走向4.0智能化。與之而來的是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以及產品即服務、軟件即服務、制造即服務，將逐步打破傳統行業管理。

2.4 產業界限越來越淡與數字化越來越深

伴隨著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產品即服務、制造即服務，沒有傳統的產業只有傳統的業態。在整個產業價值鏈分解、融合以及新業態出現的過程中，產業價值鏈不僅從分解、分解、再分解，垂直領域的整合，以及新業態不斷涌現，而是到前后、上下、左右的融合、融合、再融合。這其中，主要由于技術進步及放松管制導致產業界限模糊化，進而導致業務邊界模糊化、產品服務模糊化，最終出現新業態新產業。在整個過程中，只有通過產業融合、跨界融合以及業態創新，全面發展以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服務經濟、創業經濟、創意經濟為元素的新經濟，才能不斷出現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并在數字化帶動下將線上線下、云臺云端、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等等有機結合。這其中，伴隨產業界限、市場界限、企業界限越來越模糊，不僅為產業管理帶來巨大挑戰，還為產業管理創新開辟了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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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將成為新經濟時代產業創新高地

當前，中國發展整體上從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時代轉變，在數字化新經濟以及高科技產業帶動下，中國制造加速走向中國智造、中國再造和中國創造。誰將成為新經濟時代產業創新高地，不僅需要產生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創新范式、新的增長方式、新的組織方式，還需要在數字化帶動下加快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內循環和外循環、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有機結合。

3.1 中國制造加速走向智造、再造和創造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加快承接產業梯度轉移，不僅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還從內向型經濟向外向型經濟轉變，亦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從借助城鄉二元經濟模式，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到“入世”第一個十年，發展成為工業產值超越美國、全球第一大制造業大國；再到“入世”第二個十年，從跟跑、并跑到領跑，初步形成一定的產業技術能力和產業主導權。在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相結合條件下，企業微觀的生產方式、產業中觀的經濟形態、宏觀經濟的發展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將從一般意義上的“制造”走向微觀生產方式的“智造”、中觀產業形態的“再造”和產業界面上的“創造”。在微觀層面上，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等與制造業結合，借助智能制造、5G+產業互聯網等方式強化生產方式的“智造”，將生產方式轉變提高的生產率作為企業家的利潤空間，優化生產的技術構成；在中觀層面上，通過“互聯網+”及“+互聯網”強化產業形態的“再造”，實現由硬變軟、由重變輕、由封閉到開放的發展形態；在宏觀層面上，以創業創新集成新思想、新模式、新技術等并將其轉化為先進生產力及全新產業，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強化產業結構的“創造”，將創業作為內生增長的根本機制與發展源頭，實現產業結構性調整。最終在“一帶一路”的開放式創新中，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以資本輸出帶動商品輸出，制造業產能得以充分釋放。

3.2 新經濟時代產業創新高地的主要標志

從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和科技脫鉤來看，只有經濟形態和產業結構轉變，貿易方式和貿易結構才能轉變，核心是從外向型工業經濟走向開放型創新經濟。這其中，只要是工業經濟，利潤空間就是有限的，只要擴大再生產，國內市場不足就需要搶占國際市場，就要打破歐美日的國際市場格局與經濟秩序。在新的發展階段，需要逐步走出并深化踐行新時代產業轉型升級與業態創新發展之路，其內涵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產生新的生產方式。 只有在微觀基礎上實現了全新的生產方式，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企業家才能有新的盈利空間，而產業業態也自然容易發生變化，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創新驅動。未來只有將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先進制造及其他前沿技術結合，逐步將“數據驅動+平臺賦能+智能終端+場景服務+敏捷供應”融為一體，打破基于物理空間、物理設備條件下的生產方式創新，通過往虛擬空間上走與往物理設備下落相結合，才能產生新的產業形態。 二是產生新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用新一代信息技術與智慧城市、城市管理、數字消費等相結合，在前沿技術的“互聯網×”應用場景下，在若干領域出現若干基于新場景的全新商業模式。這個基于前沿技術的互聯網×，主要是對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的應用；這個新場景，主要與新的生活方式相結合。 三是產生新的創新范式。 也就是從過去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商業研究-轉移轉化-產業化”，到了從市場交易、商業應用、終端產品、服務場景等反向入手，將應用、產業化、研發一體的垂直化逆向創新，產生新的商業模式。核心是將硬科技與軟創新相結合，以軟創新帶動硬科技。 四是產生新的增長方式。 也就是從過去的貿易代理、出口加工、規模制造條件下的滾動增長，逐步進入到了“戰略投資+高端創業+先進技術+產業生態”的爆發式增長，讓很多高技術創業、平臺型創業短時間取得商業成功，從產業跟隨逐步到產業原創，不斷出現和產生新的企業。 五是產生新的組織方式。 立足產業生態優化創新生態建設，借助大企業平臺化戰略、平臺經濟戰略、科技服務業發展以及創業升級發展等，不斷提升大企業的溢出能力、平臺企業的衍生能力、源頭企業的生成能力以及創業試錯的逆襲能力，營造全新的產業創新生態。

專欄：新經濟究竟給我們帶來怎樣的變化？

新經濟不單純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的經濟范式與新的發展模式，還是經濟發展的一種段位與思維。在新經濟條件下，主要有如下變化：

一是資源配置方式發生了變化。 以往的資源配置方式是產業布局在哪里、資本流向了哪里，人才、技術、知識就流向了哪里，很多時候是“人跟著資本走”、“資本跟著產業走”。如今的資源配置方式則是哪里的創新生態好，人才就流向哪里；人才流向了哪里，技術、資本、知識以及產業等就流向了哪里。

二是產業生成方式發生了變化。 以往的產業生成要么是市場自然選擇、要么是招商引資、要么是國家生產力布局，如今的產業生成方式則是政府的前瞻布局和高能級的產業組織。政府主導的產業培育立足于深度的產業研究、產業規劃與頂層設計；高能級的產業組織往往需要創投機構、孵化平臺、平臺企業等產業組織者。

三是產業運動規律發生了變化。 以往是在工業經濟條件下的產業鏈分解與價值鏈融合，在此背景下出現了很多的產業集群。如今則是在新經濟條件下，各次產業、幾個產業之間跨界融合，更加強調平臺企業的出現。

四是創新組織方式發生了變化。 以往更多的是從高校院所到企業的“基礎設施-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商業研究-轉移轉化-產業化”正向鏈式創新模式，如今不僅是“市場需求+高新產業+轉移轉化+應用研究+基礎研究+基礎設施”方向資源配置的逆向創新，還有將創業創新、應用研究、基礎研究有機結合的垂直創新、場景創新。

3.3 數字化條件下中國經濟運行的三結合

一般而言，地方經濟的“內循環”以及產業發展的路徑，先是推進工業化，然后通過生產性服務業搶占產業主導權、通過科技服務業搶占科技制高點、通過數智科技搶占發展先機，最后以創新驅動全面轉向新經濟——從高技術制造走向高技術服務，再走向數字經濟引領的新經濟；地方經濟的“外循環”以及擴大開發的路徑，先是以港口貿易帶動臨港產業，然后在強大貨物貿易流量上通過大力發展信息技術服務貿易、數字內容服務貿易、新興業態服務貿易，加快形成數字貿易帶動服務貿易、進而帶動貨物貿易的發展機制。在此背景下，地方產業發展的核心是在新經濟變革與數字化改革的條件下實現三個方面的結合： 一是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有機結合。 前兩次產業技術革命是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第三次產業技術革命是生活方式反向決定生產方式，第四次產業技術革命是將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貫通，也就是形成“數據驅動+平臺賦能+智能終端+場景服務+社交生活+敏捷供應”的貫通。 二是內循環和外循環的有機結合。 在數智科技帶動下，以數字經濟帶動數字貿易、以數字貿易帶動服務貿易、以服務貿易帶動貨物貿易，從外向型工業經濟走向開放型創新經濟。 三是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有機結合。 借助“創新大腦+交易平臺+行業數字化+供應鏈金融”，將人流、物流、商流、知識流、信息流、資金流等等轉化為數據流，再轉化為價值流，最終實現線上與線下、軟件與硬件、制造與服務、產品與服務、流量與數據、場景與內容相結合的經濟模式與經濟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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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產業管理中的路徑依賴與頑疾

當前很多地區、區域、城市受潛意識的工業單邊思維影響，其產業戰略更多的是工業戰略。盡管一些創新型城市已經就產業創新做出很多新的嘗試，但傳統工業經濟路徑依賴依然根深蒂固。能否走出傳統產業管理范式，在于能否充分反思傳統工業經濟發展思維頑疾。

4.1 很多地區產業戰略實際上是工業戰略

歷經多年發育，我國近年來整體上從工業化中后期向后工業時代轉變，只有少數欠發達地區仍處于工業化早期發展階段。在國家“工業強國”和產業轉型升級帶動下，不少地區著眼強化實體經濟、提高產業競爭力以及地區產業發展水平，提出“工業強省”“工業強區”“工業強縣”“工業強區”“工業強鎮”等產業發展戰略。整體而言，以工業為主導的產業戰略往往有如下發展紅利： 一是 能夠提高工業化發展水平，將制造業作為工業化核心，加大工業投資、社會資源投入力度，提高工業化組織實施能力； 二是 能夠增強產業基礎能力，通過基礎設施、標準化廠房、成套裝備設備等提高產業基礎能力； 三是 能夠強化實體經濟的產業根植，將工業作為實體經濟核心，是通過引導社會資本、社會資源進一步流向產業界、實業界，堅守主業、根深葉茂； 四是 能夠提高產業技術創新水平，通過技術改造、技術創新從工業應用出發強化產業技術創新。 但與此同時，工業為核心的產業管理范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一是 產業融合發展不夠，需要從工業思維走向實業思維和產業振興。這其中，工信系統以工業信息化產業為主，發改系統以戰略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為主，最終導致工業與服務業、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增量培育與存量提升的融合發展不夠。 二是 產業結構難以調整，尤其是缺少能夠搶占產業制高點、產業主導權、發展主動權的未來產業。單純立足工業發展工業、立足制造業發展制造業難以走出工業和制造業，戰略增長點、爆發點不夠；只有立足制造跳出制造，讓更多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產品即服務、制造即服務，出現更多的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才能實現產業升級轉型。 三是 產業發展路徑依賴，往往在“大產業、大平臺、大企業、大項目”思維下，依賴“攤大餅”的要素驅動、“大項目”的投資驅動大于創新驅動。 四是 產業競爭力難以提升，在既定的國際經濟體系與產業分工下，只有依賴新興產業和高新企業才能異軍突起。 五是 產業管理條塊分割，產業投資管理體制、產業園區管理體制、市場準入與產業規制、行業管理體制、生產力布局等方面難以融合發展。 六是 資源環境壓力依然較大，傳統工業化長期累積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依然突出。

4.2 傳統工業經濟發展路徑依賴根深蒂固

伴隨中國產業發展階段整體上從工業化后期到后工業時代轉變，各地區在產業層面開展新一輪產業布局與產業創新。譬如，北京仍在搞“高精尖”產業，但中關村布局2050戰略研究，探索以創業為核心引領全球產業變革，強調硬科技創業與大數據產業培育；上海也在建設科技創新中心，布局綜合性大科學裝置，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深圳打造世界級的電子信息產業生態圈，打造移民型創業之城；杭州建設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深化信息經濟發展層級，強化平臺企業衍生能力；武漢實施互聯網與智能制造雙輪驅動，大力推進科技創業帶動科技創新，并成立了國內首個科技成果轉化局；成都率先在全國成立新經濟委，全面發展新經濟，積極布局新經濟生態圈；天津重點發展智能科技產業；寧波則強調智能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各地區加速新一輪的創新資源配置，“人、財、物”都有的搞科學城，有財力有產業但沒創新沒人才的就搞科技城，缺人才的成建制地引進高校院所，科教智力密集地區都在搶占國家實驗室，科技智力資源不足的都在布局產業技術研究院等，以新型創業孵化平臺加速搶灘布局。 盡管如此，難免存在用舊辦法做新事、創新資源產業要素錯配等問題。比如“高精尖”的產業取向，完全是高技術制造業發展段位及發展思維，難以順應產業跨界融合發展趨勢，尤其是京津冀最大的問題是市場活力不足、產業腹地有限；上海作為老牌的工業城市，存在嚴重的工業路徑依賴，如果再加持自上而下的舉國體制將更是巨大的歷史倒退；杭州的頑疾是信息服務、高技術服務與高技術制造業難以緊密結合，如果還在吃過去發展紅利的老本、沒有一絲危機感是不可持續的；而武漢成立了科技成果轉化局就知道仍在走過去成果轉化的老路，依靠科學家和政府的自主創新是沒有任何前途和希望的，只有相信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才能走出有科教無產業的困境。

4.3 充分反思傳統工業經濟發展思維頑疾

整體而言，當前產業管理存在如下頑疾： 一是大都局限于傳統工業/服務業統計基礎，而不是遵循產業發展規律與產業發展實際。 絕大部分規劃都是政府在做，做完了規劃要分解任務、統計考評。但問題是，目前產業發展不再是“分解分解再分解”，而是“融合融合再跨界”，現行的、自上而下的統計體系是傳統工業和傳統服務業意義上的。比如很多地方的產業體系，幾乎可以說是“群眾都過河了，政府還在摸著石頭”。以往很多規下企業、限下企業在現行統計體系與政府視野里是看不到的。只要是依賴傳統統計體系所提出的產業規劃至少要落后實際產業發展兩個五年。 二是很多產業規劃都是工業思維與工業規劃，而不是產業思維和產業規劃。 簡而言之，工業、服務業，或者行業、市場，或者供給、需求，都是單邊思維，只有把工業與服務業、行業與市場、供給與需求合在一起，才是產業的雙邊思維。 三是大都局限于產業模塊化下的鏈長制、產業集群，而不是產業生態化下的族長制、產業族群。 對于很多欠發達地區而言，是需要通過承接產業梯度轉移、大力發展鏈長制、積極培育產業集群的，但對于很多已經走過工業化中后期發展甚至步入后工業化時代的城市而言，更多的需要突出用產業創新生態經營產業族群，而不僅僅是專業的空間集聚、空間的專業集聚。 四是大都是以縣域經濟主導的市級組裝組合，而非全域創新格局下的頂層設計。 當前很多地區的產業戰略都是立足各種產業、各縣（市）區拼湊起來的，到底哪些歸市場試錯哪些歸政府培育市場、哪些是市級層面培育哪些是縣（市）區培育、哪些是做大體量賺錢的哪些是面向未來的，都不是很清晰。如今伴隨從縣際競爭走向城際競合，更多的需要全市“一盤棋”。不僅需要將市場的自然試錯、政府的前瞻布局、產業組織者的推動（如投資機構）、平臺型企業的產業組織等有機結合在一起，更需要著眼長遠期的長期主義、中長期的發展導向、短期的機會主義來優化產業生態構建。 五是大都是在強調基于資源稟賦及區位的比較優勢，而非在新經濟地理上強調人擇優勢。 準確地說，“傳統制造+出口貿易”型的外向型工業經濟依然遵循傳統經濟地理，哪里有港口、煤炭、鋼鐵、鐵路等資源，產能就布局在哪里，然后資本、技術、勞動力就流向哪里。但新經濟地理條件下，則是哪里創新生態好，人才流向哪里，產能、資本、技術就流向哪里。一個地方的發展，需要的是人擇優勢下的生態再造與地理標識。 六是大都是問題導向、政府導向、機會導向，而不是未來導向、發展導向和戰略導向。 一個個地解決問題是解決不完的，更需要的是系統性地解決結構性的發展問題。一個城市的產業發展導向，依次應該是未來導向、發展導向、戰略導向（含政府導向）、機會導向、問題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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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管理范式系統轉換主要著眼點

整體而言，在系統切換和全面轉換產業管理范式過程中，我們不僅要著眼未來新興產業發展，還要著眼產業跨界融合，不僅要著眼產業轉型升級，還要著眼雙循環新格局，亦要著眼創新發展規律，最終將現代產業體系構筑、產業經濟形態升維、新舊動能轉換加快、全球資源配置優化、創新生態賦能生成有機結合。具體而言，在產業戰略、經濟形態、動力結構、資源配置以及創新生態上需要形成如下共識：

5.1 著眼未來新興產業構筑現代產業體系

很多地區產業振興、實體經濟發展的核心，是從一維產業到二維產業再到三維產業。當前，很多地區大量的產業發展依然還停留在一維產業層面，以傳統工業制造為代表。未來應該朝著兩個段位的兩大方向，一個就是作為二維的硬科技創業所形成的實體經濟，一個就是作為三維的數據驅動所形成的數字經濟。以后對產業發展的審視，不應再按照一產、二產、三產去看待，更多的是要按照一維世界、二維世界、三維世界去看待。只有從一維到二維再到三維，才能加快產業轉型升級與業態創新。

5.2 著眼產業跨界融合升維產業經濟形態

之所以說現代產業體系要讓位于未來經濟形態，意味著各種產業伴隨著大量新業態出現而改變了形態，全新的形態比舊體系更重要。新經濟形態培育的重點應該是智能經濟、平臺經濟、分享經濟、內容經濟、體驗經濟等。智能經濟代表工業經濟從自動化走向智能化、從產業分離到各次產業融合；平臺經濟背后的邏輯是從做事到做局，打破傳統游戲規則，資源集聚實現共享共生共贏；分享經濟的核心是實現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與融合；內容經濟的核心是IP為王，反映了知識產權在新經濟時代的價值表達；體驗經濟則順應了升格為新一代消費者的Z世代新新人類物質與精神相結合的新型消費需求，迎合了新經濟的人本內核。

5.3 著眼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新舊動能轉換

在這里要回答究竟新動能是什么，只有從新的創業到新的企業再到新的產業乃至新的園區經濟、區域經濟，支撐自主創新與新興產業發展，才能產生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能；還要回答如何培育新動能，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原則以及“用新辦法做新事”的方法論，重點通過強化規劃引導、加速資源配置、完善服務體系、優化生態環境等解決市場失靈與培育市場；更要回答新舊動能之間的關系，重在“增量培育盤活帶動存量提升”。核心是依托創業創新做好活力經濟，將以往的“草根創業跟隨創新”向“新業態創業開放式創新”方向轉變，部分行業或園區要“變革式創業顛覆式創新”，實現生產方式的“智造”、產業形態的“再造”和產業結構的“創造”。

5.4 著眼雙循環新格局優化全球資源配置

進一步強化實體企業國際市場與發展空間的拓展，將企業家的創新創業與金融產業資本融合相結合，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并創造、分配財富，尤其是推動實體企業“走出去、走進去、走下去、走上來、走回來”，促進中國新興市場與國外先進技術、中國科技創業與國外科技創新、中國創業者與國外科學家的有機結合，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對內加強東中西合作，掌握創新資源及產業要素在東南沿海實現高附加值、擴大經濟發展腹地；對外強化高端鏈接與高端輻射，不僅強調以平臺招商、新業態招商、科技招商為代表的新經濟招商，還要強調國際產能合作。

5.5 著眼創新發展規律形成創新生態賦能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同中國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歷史性交匯中，我們在自主創新與新興產業發展中到底應該相信什么和堅持什么？如其相信科學家（的科研）更應該相信企業家（創新創業），所謂“創新驅動”就是對企業家的利潤驅動，而不是對科學家的興趣驅動；如其相信政府更應該相信市場，讓市場的價格信號與商業利益驅動資源配置，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只要逐步放寬市場準入、打破傳統產業規制、優化資源配置、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營造質優營商環境就夠了，而政府“培育產業”這個詞是非常危險的，更多的是“促進”和“引導”；如其相信創新帶動創業更應該相信創業帶動創新，以創新服務帶動高端創業、以高端創業帶動自主創新、以自主創新帶動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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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適宜新經濟發展產業管理范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微觀企業主體的產業政策需求已然發生較大變化，需要處理好產業管理的若干重大關系，探索建立適宜新興產業、尤其是數字化新經濟發展的產業管理范式。

6.1 企業產業政策需求已然發生較大變化

伴隨政府職能轉變、市場化改革以及產業發展階段變化，企業的需求層級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多年前，無論全國各地，調研各類企業的政策需求近似千篇一律的指向土地指標、稅收優惠、財政扶持、投融資便利以及其他指標、公共服務等等，而作為以經濟建設為主要任務的政府，在產業促進方面，也處于產業要素配置與保障的層面。如前所述，在傳統工業條件下，產能、營收及能耗、物耗等可以計算出來，相關資源要素指標配置亦是可量化可控，政府是抓工業的高手，但在新興產業培育、產業融合發展面前，用管工業的方式管服務業、管新興產業就比較難。尤其在新經濟條件下，很多企業已經不再滿足于有關土地指標、稅收優惠、財政獎勵、貸款貼息擔保等產業要素配置及保障層面的產業政策，更多的上升到產業組織層面、生態環境層面。 比如在產業組織創新上，如何在政府引導、企業主體、產業導向下實現開放式協同創新，如何在強大的后臺支撐下強化技術屏蔽以及國際市場開拓，如何建立良好的人才環境，如何建立完善市場化資源配置機制，如何打破產業規制及市場準入，如何建立統一公平公正開放的市場環境等等。這其中，產業組織創新的核心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之間的關系。包括哪些產業靠市場自然選擇哪些靠政府前瞻培育、哪些環節以市場機制發揮主導作用哪些需要政府解決市場失靈、如何對不同產業分類引導扶持、如何實現產業融合再造發展、如何跨行政系統配置資源、如何實現社會激勵結構重建、如何處理創業創新與招商引資的關系等等。而創新生態的核心就是如何讓真正創造社會財富的群體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集中的精力獲得優先超額回報，主要是政府稅率、銀行利率、要素市場的租金普惠式、法定性或市場化下行，最終讓企業利潤率變高。

6.2 處理好產業管理若干重大問題的關系

主要包括如何處理好工業經濟與創新經濟、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要素驅動與創新驅動、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市級戰略與區縣戰略、經開區與國家高新區、科技資源與創新資源、產業政策與創新政策、平臺載體與服務體系、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等十大關系。 一是處理好工業經濟與創新經濟的關系。 工業經濟與創新經濟的關系，不僅是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關系，也是存量提升與增量培育的關系。在未來，不是以存量提升帶動增量培育，而是以增量培育帶動存量提升，切實將增量培育放在戰略的首要位置上。這其中，無論是增量培育還是存量提升、無論是工業轉型升級還是戰略新興產業培育發展，需要進一步注重工業與服務業的融合、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融合、物理空間的創新與虛擬空間的創新。 二是處理好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的關系。 就政府作用而言，不僅是做服務（公共服務）解決市場失靈，更是要做引導（理念的、戰略的、模式的）、建體系（從散點到點線面結合，從條塊分割到跨系統跨層級跨地域）、搭平臺（創新的、政策的、服務的、物理的）、營環境（政策體系及發展環境）、造氛圍（創新創業的精神、文化、脈搏及集體行動），以培育市場。這其中，增量培育要立足科技創業、積極發揮政府的作用，而存量提升要著眼業態創新、突出市場機制。 三是處理好要素驅動與創新驅動的關系。 在培育發展戰略新興產業過程中，要打破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發展階段“人跟著要素走”、“人跟著投資走”的機制，加快形成“技術跟著人走”、“資本跟著人走”機制，確立以人為本的創新驅動發展機制，形成以創新創業人才為核心的資源配置機制、激勵機制、體制機制創新及文化氛圍環境。 四是處理好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關系。 打破以往“小微企業、規上企業、骨干企業、龍頭企業”工業經濟管理范式下，強化工業企業梯隊培育、支持大企業做強做大的發展邏輯。重點通過挖掘育孵初創企業、普適支持創業企業、重點支持高成長企業、引導高技術大公司做大做強，著力打造科技創業梯隊，將產業發展及自主創新的重心轉移到科技型企業、前移到產業發展的前端。 五是處理好城際競合與縣級競爭的關系。 強化市級層面的規劃力度，切實強化對縣（市）區的引導力度；市級層面戰略著力推進新興產業戰略、兼顧傳統產業引導，區縣戰略結合市級戰略落實戰略新興產業部署、強化傳統產業的升級轉型；建立統分結合的財政體制以及跨行政系統配置資源的協同創新機制，打破傳統塊狀經濟、縣域經濟的發展格局，培育發展集群經濟、城市經濟。 六是處理好產業政策與創新政策的關系。 基于對技術生命周期全鏈條及關鍵節點展開政策布局及制度突破，建立覆蓋技術創新全鏈條及關鍵節點的政策體系，實現從產業政策到創新政策轉變。對于產業發展及創新的前端環節，強化公共投入、法定支持、定向支持或無償資助；對產業發展及創新中端環節建立政府引導、市場化導向的政策體系；強化對產業發展及創新后端的后補助及引導扶持等。 七是處理好平臺載體與服務體系的關系。 引導各類服務平臺、服務機構、樞紐橋梁等 打破科技地產思維、物業思維、眼球思維、投機思維， 把握科技服務業輕資產、全鏈條、平臺化、閉環式、分布式、網絡化、金融化、國際化等發展趨勢，加快將科技創新、科技創業的平臺載體從形態開發到 功能開發、生態開發過渡，著力提升服務體系及環境建設發展水平，為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提供良好生態。 八是處理好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關系。 無論是企業家還是政府，打破以往的萬事講求“落地”、過于“務實”的實用主義傾向，將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相結合，以“現實的理想主義”更有想象力、激情和夢想。

6.3 建立適宜新經濟發展的產業管理范式

應該說，在產業跨界融合條件下，產業管理范式將從傳統工業經濟層級向新經濟段位方向發展，并呈現如下發展趨勢： 一是 “現代產業體系”或者“現代產業新體系”將以未來產業新形態為底色，各種產業伴隨著大量新業態出現而改變了形態。以往的現代產業體系是由戰略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和傳統特色優勢產業構成的，如今的現代服務業是未來產業、原創產業、戰略產業、新興產業，也要強調前瞻性、有特色的、帶動性和市場試錯。處理好哪些是政府培育的產業，哪些是市場發育的；哪些是市級政府前瞻培育的，哪些是縣市區著力推動的；哪些是本地的小循環，哪些是地區循環、外循環等。 三 定一級產業、二級細分、三級領域，以便縣市區在大中小顆粒度、尺度上做組合。一級產業要體現體量大且代表未來發展方向，成為地區國民經濟社會的主體；二級細分產業有更明顯的地區特色；三級領域要體現新穎、未來等。 二是 打破“小微企業-規上/骨干-龍頭企業-跨國公司”靜態的、線性增長的產業管理范式，加快向“變革創業-高成長瞪羚-獨角獸-龍”爆發成長企業梯隊、動態的產業管理范式轉變。“小微企業-規上/骨干企業-龍頭企業-跨國公司”的企業梯隊，是工業管理邏輯與靜態思維，反映的是企業從銷售商貿介入生產制造、再介入研發創新、最后形成“產供銷人財物一體化”滾動發展邏輯。這些企業以新思想駕馭新模式、新模式架構新技術、新技術衍生新業態，只要有原創的思想、好的團隊，加上一定的專利技術與創投資本，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發展成為“改變世界”的大公司，最終從滾動發展到裂變發展、從線性增長到爆發成長、從生命周期到超周期，形成爆發成長發展態勢。 三是 無論是抓“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產業環節還是抓“高精尖”產品技術都成為“致命的自負”與“理性的無知”，核心是在未來產業到線下抓新的經濟形態以及更加細分的新興業態，從孤立的“點”到“點線面”相結合，從產業生態中來到創新生態中去，尤其是在數字化條件下擁抱泛工業化與超智能化來襲。伴隨社會化生產方式轉變為社交化生產方式、體系化工業門類轉變為生態化產業族群、工程化技術構成轉化為硬科技技術構成、企業化經營方式轉變為平臺化經營方式，迫切需要“立足工業，跳出工業”或者“立足工業，走出工業”，以數字產業化帶動產業數字化。 四是 強化政府在區域創新的積極作用。不再是以土地指標、稅收返還、財政支持等為主的產業要素資源配置，還包括打破產業規制、市場準入、市場分割、條塊分割等為主要內容的產業組織創新，建立適宜服務業創業創新的產業生態，加快形成以創新發展為動力、以主體培育為根本、以產業融合為特征、以品牌塑造為優勢、以人才隊伍為基石、以產業資本為支撐的發展模式。其中，通過發展第三方創新型樞紐社會組織，作為彌補服務業的、承擔政府產業促進的手腳至關重要，一個是改變由政府主導或事業單位演變的不良基因、一個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優化環境。

結語

盡管短期內的外部需求、經濟風險、產業升級、社會投資、安全問題、國際形勢等等的確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中長期內消費升級、技術升級、結構改革、擴大開放的紅利遠遠沒有釋放，發展空間、發展潛力依然巨大。產業管理本身就是解決如何在不確定性之中找到確定的東西、在千變萬化之中找到萬變不離其宗的東西；不確定性越大，能動性的空間、創造性的空間就越大，發展空間就越大。如何將所謂的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與爆發性是核心。無論對于全國的、地區的、城市的發展而言，只有微觀創業創新活力根基深厚，才有中觀產業創新生態的基本盤，才有宏觀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的向好發展，才能在開放環境下參與全球的經濟分工與產業分工；同樣，只有質優的產業管理以及宏觀的治理結構優化，才能增進微觀創業創新活力，最終實現企業微觀、產業中觀、區域宏觀與開放環境的有機結合。